1946年对于我军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年份。 彼时抗战刚刚结束不到半年，内战全面展开，部队处在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型的关口，编制在调整，防区在重划，高级指挥员承担的压力比抗战时期更为集中。 也正是在这一年，我军有七位高级将领相继离世。他们中有的牺牲于空难，有的病倒在指挥岗位上，有的倒在战场前沿，有的在后方被特务暗杀。 离开方式各不相同，但结果是一样的：军队在需要经验丰富的指挥员的时候，永远失去了他们。 七人当中，叶挺、罗炳辉、关向应三人的履历和职务，使他们后来被放在1955年的大授衔中讨论。 当时关于元帅人选的考量，主要在三个层面： 人民军队创建阶段的重要领导者或参加者； 土地革命时期主力红军的军团级或方面军级主官； 抗战时期八路军师级或新四军军级的主要领导人，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各大战略区的主要指挥者。 按这三个标准去看，叶挺、罗炳辉、关向应各自在不同的维度上接近或达到了元帅的门槛，但又在另一些维度上留有缺口。 首先，叶挺的位置最清楚，也最特殊。他是北伐时期独立团的团长，这支部队后来走出了大量开国将领。 南昌起义时他担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，广州起义时是红军总司令。 抗战爆发后，他出任新四军军长。这三段经历分别对应了人民军队的三个
